《娱乐至死》阅读札记






摘抄自《娱乐至死》



摘 抄 自

娱乐至死

尼尔·波兹曼


专横独裁与娱乐至死:

  •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
  • 赫胥黎告诉我们的是,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在赫胥黎的预言中,“老大哥”并没有成心监视着我们,而是我们自己心甘情愿地一直注视着他,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看守人、大门或“真理部”。
  • 西方民主社会将莺歌燕舞、醉生梦死地消亡,而不是戴着镣铐一路哀歌。
  • 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 与其说经济学是一门科学,还不如说它是一种表演艺术,丰田每年的广告预算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 商品的质量和用途在展示商品的技巧面前似乎是无足轻重的。…电视广告把企业从生产有价值的产品引向了设法使消费者感觉产品有价值,这意味着企业的业务已经成为一种伪疗法,消费者成了信赖心理表演疗法的病人。
  • 政治家原本可以表现才干和驾驭能力的领域已经从智慧变成了化妆术。
  • 克里斯蒂娜·克拉夫特就有这样一张符合要求的脸,所以她应聘了堪萨斯市KMBC电视台的联合主持人职位。她是1981年1月被聘用的,同年8月由于调查显示她的相貌“妨碍了观众接受程度”而被解聘。电视为真实性提供了一种新的定义:讲述者的可信度决定了事件的真实性。如果在电视上,可信度代替了事实而成为检验讲述是否可信的决定性因素的话,那么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就不必关心事实真相,而只要努力让自己的表演达到最佳的逼真感就可以了。
  • 我前面提到过,为我们提供纯粹的娱乐是电视最大的好处,它最糟糕的用处是它企图涉足严肃的话语模式——新闻、政治、科学、教育、商业和宗教——然后给它们换上娱乐的包装。

媒介碎片化、受众无脑化:

  • 我的朋友们,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沉默比掌声更得体,我希望你们能够用自己的评判力、理解力和良知来听我的演讲,而不是用你们的激情或热情。(【阐释】道格拉斯演讲时)
  • 电报使脱离语境的信息合法化,也就是说,信息的价值不再取决于其在社会和政治对策和行动中所起的作用,而是取决于它是否新奇有趣。…在照片的世界里,没有开始,没有中间,也没有结束,就像电报一样。世界被割裂了,存在的只是现在,而不是任何一个故事的一部分。…它带给我们的是支离破碎的时间和被割裂的注意力。
  • 在它们(摄影术、电报)的语言中,没有关联,没有语境,没有历史,没有任何意义,它们拥有的是用趣味代替复杂而连贯的思想。它们的语言是图像和瞬息时刻的二重奏,一起吹响了迎接美国公众话语新时代的乐章。…所有这些电子技术的合力迎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躲躲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突然进入你的视线,然后又很快消失。这是一个没有连续性、没有意义的世界,一个不要求我们也不允许我们做任何事的世界,一个像孩子们玩的躲躲猫游戏那样完全独立闭塞的世界。但和躲躲猫一样,也是其乐无穷的。…当然,玩躲躲猫游戏并没有什么过错,娱乐本身也没有过错。正如有些精神病学家指出的,我们每个人都会筑起自己的空中楼阁,但如果我们想要住在里面,问题就出现了。
  • 事实上,电视新闻并不想提醒观众某条新闻有严肃的内涵,否则观众在新闻播完后必定还要继续思考,这样就会妨碍他们观看下一条新闻。其实,观众并没有什么机会分出几秒钟进行一些思考,因为电视屏幕上的图像会源源不断地出现。图像的力量足以压倒文字并使人的思考短路。…我们已经习惯了电视的不连贯性,任何一个心智正常的人都不会因为播音员在播完有关核战争无法避免的新闻之后说“巨无霸广告后我们再见”而晕倒。
  • 掩藏在电视新闻节目超现实外壳下的是反交流的理论,这种理论以一种抛弃逻辑、理性和秩序的话语为特点。在美学中,这种理论被称为“达达主义”;在哲学中,它被称为“虚无主义”;在精神病学中,它被称为“精神分裂症”;如果用舞台术语来说,它可以被称为“杂耍”。
  • 假信息并不意味着错误的信息,而是意味着使人产生误解的信息——没有依据、毫无关联、支离破碎或流于表面的信息——这些信息让人产生错觉,以为自己知道了很多事实,其实却离事实的真相越来越远。
  • 无法察觉谎言的社会是没有自由的。(沃尔特·李普曼)
  • 从电视上获得的意义往往是一些具体的片断,不具备推论性,而从阅读中获得的意义往往和我们原来储存的知识相关,所以具有较强的推论性。(萨洛蒙)

    ⇒现在流行的形式已然无法承载如此厚重的信息。所谓厚重的信息,即长逻辑链,短视频受制于其“短”无法包涵长逻辑链。最直观的表现便是切的稀碎的短剧。

  • 《麦克尼尔—莱勒新闻时间》试图把印刷术的话语因素带入电视,这个节目舍弃了视觉刺激,由对事件的详细报道和深度访谈构成。该节目每次只报道少数几个事件,强调背景资料和完整性。但麦克尼尔因为拒绝娱乐业的模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的观众少得可怜,节目只能在几个公立电视台播放,麦克尼尔和莱勒两人的工资总和估计也不过是丹·拉瑟或汤姆·布罗考的1/5。如果你是商业电视台的新闻节目制片人,那么,你根本无法忽视电视提出的要求。它要求你为最大的观众群奋斗,也许你有很好的初衷,但结果你还是可能制作出像麦克尼尔所描述的那种节目。

    ⇒流量为王者,其此之谓乎?
    某种媒介上的生产者,为了生存而迎合该媒介的特定受众,从而被媒介形式与该形式所吸引的观众偏好 限制了内容。

媒介驯化内容、技术选择用途:

  • 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能最终控制文化。
  • 一种重要的新媒介会改变话语的结构。实现这种变化的途径包括:鼓励某些运用理解力的方法,偏重某些有关智力和智慧的定义以及创造一种讲述事实的形式,从而使某个词语具有某种新的内容。
  • 《技术与文明》展示了从14世纪开始,钟表是怎样使人变成遵守时间的人、节约时间的人和现在拘役于时间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会了漠视日出日落和季节更替,因为在一个由分分秒秒组成的世界里,大自然的权威已经被取代了。(《技术与文明》芒福德)

    ⇒在我们养成每日读报而观察奇闻逸事的过程中,我们学会了漠视周遭环境,而丧失了对附近的真实事物的兴趣及感知能力。

  • 我们对语言的了解使我们知道,语言结构的差异会导致所谓“世界观”的不同。人们怎样看待时间和空间,怎样理解事物和过程,都会受到语言中的语法特征的重要影响,所以,我们不敢斗胆宣称所有的人类大脑对于世界的理解是一致的。
  • 随着印刷术影响的减退,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构成公共事务的领域都要改变其内容,并且用最适用于电视的表达方式去重新定义。
  • 电视最大的长处是它让具体的形象进入我们的心里,而不是让抽象的概念留在我们脑海中。
  • 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还不能意识到技术必然会带来社会变迁,还在坚持技术是中性的,仍然认为技术始终是文化的朋友,那么你实在是太愚蠢了。

庸俗的文化与忘却的历史:

  • 对于真理的认识是同表达方式密切相连的。真理不能,也从来没有毫无修饰地存在。

    ⇒正如概念的定义与所用的语言密切相连,如数学语言vs哲学语言。
    ⇒但我认为真理是客观存在的,纵然有不同的良莠不齐的表述影响人们对真理的认知。随着历史的演进,人类社会的进步,我们的表述会逐渐接近真理。

  • 随着人们象征性活动的进展,物质现实似乎在成比例地缩小。人们没有直面周遭的事物,而是在不断地和自己对话。他们把自己完全包裹在语言形式、艺术形象、神话象征或宗教仪式之中,以至于不借助人工媒介,他们就无法看见或了解任何东西。(恩斯特·卡西尔)

    ⇒意识缺乏了物质,认识缺乏了实践

  • 危险的无稽之谈成了我们公众话语的重要部分。
  • 过去人们是为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而搜寻信息,现在是为了让无用的信息派上用场而制造问题。
  • 我说的只是以电视为中心的认识论污染了大众交流和相关活动,而不是说它污染了一切。首先,我不断提醒自己,电视给那些老弱病残以及在汽车旅馆里饱尝孤独寂寞的人带来了无尽的安慰和快乐。…也有人提出,虽然电视削弱了人们的理性话语,但它的情感力量是不容忽视的,它会让人们反对越南战争或种族歧视。对于这些好处,我们不能视而不见。…任何稍稍了解人类交流历史的人都知道,每一种思想的新工具的诞生都会达到某种平衡,有得必有失,虽然这种平衡并不是绝对的。有时是得大于失,有时是失大于得。我们在或毁或誉时要十分小心,因为未来的结果往往是出人意料的。印刷术的发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印刷术树立了个体的现代意识,却毁灭了中世纪的集体感和统一感;印刷术创造了散文,却把诗歌变成了一种奇异的表达形式;印刷术使现代科学成为可能,却把宗教变成了迷信;印刷术帮助了国家民族的成长,却把爱国主义变成了一种近乎致命的狭隘情感。很显然,我的观点是,400年来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印刷术利大于弊。我们现代人对于智力的理解大多来自印刷文字,我们对于教育、知识、真理和信息的看法也一样。随着印刷术退至我们文化的边缘以及电视占据了文化的中心,公众话语的严肃性、明确性和价值都出现了危险的退步,这就是我希望说清楚的。但是,对于同种情形下可能出现的好处,我们也应该保持坦诚的态度。
  • 书面文字远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提醒物:它在现实中重新创造了过去,并且给了我们震撼人心的浓缩的想象,而不是什么寻常的记忆。(《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思罗普·弗莱)
  • 特伦斯·莫兰认为,在一个本身结构就是偏向图像和片断的媒介里,我们注定要丧失历史的视角。他说,没有了连续性和语境,“零星破碎的信息无法汇集成一个连贯而充满智慧的整体”。…我们不是拒绝记忆,我们也没有认为历史不值得记忆,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已经被改造得不会记忆了。
  • 切斯瓦夫·米洛什是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他在斯德哥尔摩的颁奖仪式上发言时说,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是“拒绝记忆”,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上百本已经出版的书否认“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进行过大屠杀,这样的事实真是让人触目惊心。我觉得历史学家卡尔·肖斯科的观点非常切中要害,他说,现代人对于历史已经变得漠不关心,因为历史对他们来说没有实用价值。
  • 我们的文化部是赫胥黎式的,而不是奥威尔式的,它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不断地看电视,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使信息简单化的一种媒介,它使信息变得没有内容、没有历史、没有语境,也就是说,信息被包装成为娱乐。

教学是一种娱乐活动:

  • 电视在损害了学生的阅读自由之后,却仍然摆出一副无辜的样子。

    ⇒娱乐诱惑比强硬限制更有效。

  • 课程的内容是学习过程中最不重要的东西。(约翰·杜威)
  • 也许人们对于教育最大的错误认识是,一个人学会的只有他当时正在学习的东西。其实,伴随学习的过程形成持久的态度……也许比拼写课或地理历史课更为重要……因为这些态度才是在未来发挥重要作用的东西。《经验与教育》
  • 对于电视来说,最重要的是学习者的满意程度,而不是学习者的成长。

    ⇒进一步说,最重要的是内容能否获得流量。

  • 这种重新定位的后果不仅体现在教室的传统功能的日益衰退,而且还体现在教室被改造成一个教和学都以娱乐为目的的地方。
  • 研究表明,当信息通过戏剧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时,学习的效果最明显,电视在这方面可以比任何其他媒介都做得更好。(贾尼丝·特雷比·理查兹)

    ⇒这个观点作者认为失之偏颇,激发学生对学习的兴趣,而不是将娱乐引入教育,这才是寓教于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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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尔·波兹曼. “娱乐至死.”中信出版集团, 2019-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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